關于新商標法第四次修改及制度展望

　　2019年4月23日，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十次會議通過了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商標法》等八部法律的修改決定。此次《商標法》的修改，對我國“注冊在先”制度進行了一定的調整，并進一步加強了對權利人的保護，具有較大意義。如果對于新商標法問題有任何疑問，歡迎前來咨詢，我們可以為您提供專業的指導性意見。歡迎關注一品知識產權注冊商標網

　　《商標法》歷程

　　中國的現代知識產權制度，始源于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彼時，我國正經歷前所未有的改革開放，國內經濟的蓬勃發展，對知識產權的保護有直接的需要。同時，我國加入WIPO世界知識產權組織后，面臨將國際知識產權保護規則與國內法律相銜接的問題。1982年，我國第一部知識產權領域的法律與我國現行的《憲法》于同年頒布，這部法律就是《商標法》。1982年《商標法》的頒布，不僅早我國第一部《專利法》兩年，《民法通則》四年，《著作權法》八年，而且是所有知識產權法律中修改次數最多，最頻繁的。從1982年《商標法》頒行至今，《商標法》已經歷了1993、2001、2013和2019年四次修改。這種發布最先且修改最多的特點，一方面體現出我國經濟社會對于商標保護的強烈需要，另一方面也體現出了社會的變革對于我國商標保護制度也在不斷提出新的更高要求。

　　商標保護狀況

　　多組數據表明，我國行政機關及人民法院對商標保護的力度不斷加強。2018年，全國法院新收商標行政一審案件11992件，同比上升51.2%；新收商標民事一審案件51998件，同比上升37.03%；國家知識產權局受理商標注冊申請737.1萬件，同比上升28.8%。與往年相比，2018年繼續延續了從2016年以來的“三增長”趨勢。

　　圖片來源：筆者整理

　　快速增長的申請量與案件量證明，我國的商標保護制度仍在改革的道路上，在這個過程中仍舊有很多隱患需要被解決。

　　申請量與訴訟量快速增長造成的首要問題，就是行政與司法資源的緊張。為了從制度上解決這一問題，人民法院及行政機關進行了廣泛的調研。2016年，北京知識產權法院通過制度創新，建立商標速審機制，在一定程度上解決了司法資源緊張的問題。隨后，北京知識產權法院進一步提出，應當從規制商標惡意注冊的角度，完善商標保護制度。據不完全統計，涉嫌惡意注冊的案件在除駁回復審和撤銷復審案件之外的其他商標行政案件中的比例在30%以上1。惡意注冊的大量存在，給人民法院及行政機關造成了巨大的負擔，消耗了大量的社會資源。

　　本次修法，就關注到了這一問題，并從制度層面就不以使用為目的的惡意注冊行為進行了較為全面的規制。

　　本次《商標法》修改情況

　　筆者認為，此次商標法的修改主要包括規制惡意申請、提高賠償額和增加權利人銷毀訴求三個方面。

　　（一）規制惡意注冊申請

　　本次修法，在原《商標法》第四條中增加了：“不以使用為目的的惡意商標注冊申請，應當予以駁回。”

　　之所以放在第四條中，筆者認為有如下原因：

　　1.惡意注冊申請是一種行為，與善意注冊相對應，因此放在第四條一并規定；

　　2.無法從惡意注冊申請商標的類型進行規制，因此無法放在第十條及第十一條的絕對禁止條款中；

　　3.實踐中已經有相關判決使用第四條對惡意注冊申請進行規制2；

　　4.制止不以使用為目的的惡意商標注冊申請是對我國“注冊在先”基本制度的調整，放在靠前的第四條位置更為適宜。

　　在第四條明確不以使用為目的的惡意商標注冊申請應當駁回后，新法在第十九條、第三十三條、第四十四條、第六十八條進一步限制了惡意商標申請的代理行為，并將惡意申請列入異議與無效的理由，增加了情節嚴重的情況下可能遭到行政處罰，形成了在現有法律框架下，能夠針對惡意注冊行為采取的嚴密的規制體系。

　　（二）提高賠償額

　　本次修改，順應加大知識產權保護力度的趨勢，將法定賠償最高數額從300萬增加到500萬，將惡意賠償最高倍數由3倍提高到5倍。

　　雖然提高賠償額是所有權利人喜聞樂見的，但單就法定賠償額的增加來講，本次修法并沒有明顯的突破，300萬的最高賠償額是2013年確定的，距今已經過了六年的時間。與法定賠償的增加幅度相比，將惡意賠償從3倍提高到5倍，對權利人而言可能起到更大的幫助。

　　法定及惡意賠償數額的增加是通過修改原《商標法》第六十三條實現的。

　　（三）增加權利人銷毀訴求

　　本次針對第六十三條的修改，除提高賠償額外，還增加了兩款，用以規制假冒商品的繼續使用與流通，以及制造材料及工具的處理。

　　在以往的司法實踐中，由于原《商標法》僅規定工商行政管理部門有權沒收、銷毀侵權商品和主要用于制造侵權商品、偽造注冊商標標識的工具，而未規定人民法院可以對侵權產品等進行銷毀。因此，在此次《商標法》修改以前，如果權利人在訴訟中提出銷毀的訴求，合議庭一般會闡明并建議其撤回這一請求。如權利人拒絕撤回，銷毀的訴求也將因沒有法律依據而得不到支持。

　　此次六十三條的修改，賦予了人民法院責令銷毀的權利，加大了侵權人在民事訴訟可能承擔的責任范圍。

　　商標法修改后的銜接工作

　　本次獲得全國人大審議通過的法律共有八部，只有《商標法》因需要與其他法律相銜接，實施日期推后六個月，其余七部法律的修改自修改決定公布之日起施行。可見，本次《商標法》修改后將會產生大量的銜接工作。

　　根據本次《商標法》的修改內容，筆者認為后續的銜接工作可能集中在以下問題上：

　　(一)判斷“不以使用為目的的惡意注冊”

　　針對本次修改，首先需要進一步明確的問題，就是如何對“不以使用為目的的惡意注冊”的范圍進行較為清晰的法律界定。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在其發布的《商標授權確權行政案件審理指南》（簡稱《北高商標指南（2019）》）中對“不以使用為目的的惡意注冊”的含義進行了明確。

　　《北高商標指南（2019）》第7.1條規定，商標申請人明顯缺乏真實使用意圖，且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認定違反商標法第四條的規定：

　　（1）申請注冊與不同主體具有一定知名度或者較強顯著特征的商標相同或者近似的商標，且情節嚴重的；

　　（2）申請注冊與同一主體具有一定知名度或者較強顯著特征的商標相同或者近似的商標，且情節嚴重的；

　　（3）申請注冊與他人除商標外的其他商業標識相同或者近似的商標，且情節嚴重的；

　　（4）申請注冊與具有一定知名度的地名、景點名稱、建筑物名稱等相同或者近似的商標，且情節嚴重的；

　　（5）大量申請注冊商標，且缺乏正當理由的。

　　前述商標申請人主張具有真實使用意圖，但未提交證據證明的，不予支持。

　　本條第1至4項主要明確了“搶注”的類型，第5項針對的是“囤積”行為，基本涵蓋了實踐中已經存在的惡意注冊的類型。因此，《北高商標指南（2019）》在這一問題上已經起到了一定的銜接作用。

　　(二)人民法院落實銷毀方式

　　由于對物的銷毀實際上屬于行使對物的處分權，在無法律規定的情況下，商標權人對其商標享有的權利，并不必然能夠延及到載有其商標的侵權產品之上。因此，一直以來銷毀侵權產品都是商標執法中的行政處罰措施之一，而不屬于當事人在民事糾紛中可以主張的權利范圍。

　　但本次修改后，人民法院被賦予了在當事人提出主張的情況下責令銷毀侵權產品、原料及工具等的權利，即將商標權人的權利范圍擴大到了侵權產品的物上，這在以前都是沒有的。因此，人民法院如何根據當事人的請求，責令侵權人銷毀侵權產品，以及在侵權人不主動銷毀的情況下，能否通過人民法院的強制執行程序進行銷毀，針對不同產品采取何種銷毀方式，還需要其他法律予以明確。

　　根據我國法制體系的構建標準，以上問題的銜接方式，最終都將以對應修改《商標法實施條例》《商標審查與審理標準》等法規以及由最高人民法院頒布司法解釋的方式進行落實。

　　經過此次修改，《商標法》進一步的擴大了權利人的權利范圍，增加了權利人的保護方式及保護力度，使得侵權者在實施侵權行為后將面臨承擔更大的責任，具有較大的進步。尤其是將不以使用為目的的惡意商標注冊申請作為駁回、異議與無效的理由，在一定程度上優化了我國商標的“申請在先”制度，是對我國商標保護制度的一次重要調整。伴隨著此次制度性調整，我們預計在未來的實踐中，“撤三”案件數量將大幅減少，商標侵權案件的判賠額將有顯著提高，銷毀侵權產品、原料及工具將成為權利人的核心訴求之一，并在認定構成侵權的情況下被法院默認支持。

　　毫無疑問，我國對于知識產權保護的重視程度已經超過了歷史上的任何時期，并且仍向建立世界最先進的知識產權保護制度不斷發展。在某些特殊的知識產權前沿問題中，我們已經有了一些突破性的學術研究成果與司法判例，并開始向其他國家分享我們的經驗。此次《商標法》的修改，僅僅是我國付出的努力之一，后續《專利法》及《反壟斷法》等法律的修改都已經在路上。作為中國的知識產權保護制度的參與者，我們需要不斷學習、實踐及研究，為我國知識產權制度的發展貢獻自己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