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蘇法院2024年度十大典型案例出爐

　　2024年，全省法院新收審判執行案件219.41萬件，結案212.06萬件。省法院從200余起案件中精心挑選出十大典型案件并于1月14日進行公開發布。此次發布的十大典型案例代表性強、覆蓋面廣，涉及破產、專利侵權、電信照片、環境保護等方方面面，充分展現了江蘇法官的審判水準與司法智慧，代表著江蘇法院聚力打造高質量司法的最新成果。

　　案例1：開設賭場、偷越國(邊)境，雙龍網絡賭博犯罪集團60人被判刑

　　2015年以來，陳某偉(已死亡)等人在菲律賓國馬尼拉市等地成立雙龍網絡賭博犯罪集團，利用互聯網開設賭場，組織開展彩票類、視訊類、棋牌類等多種類型的賭博活動，通過網絡推廣和發展代理等方式大量招募賭客，長期引誘我國公民參賭。該犯罪集團內部設置推廣、客服、人事、財務、技術等部門，有老板、主管、組長和組員4個層級，下設百余個賭博網站，由百余家分公司負責賭博網站運營。其中，陳某偉等人系雙龍網絡賭博犯罪集團的實際控制人;被告人曾某生、王某筆、王某藝等人系該犯罪集團下屬分公司主管，負責分公司的經營管理;被告人李某欽系技術負責人，被告人張某宇等13人系組長，被告人熊某等40人分別系推廣、客服、技術和財務人員，共同維護賭博網站的運行;被告人陳某浩等人在國內提供銀行卡負責協助轉移、隱匿犯罪所得。在犯罪過程中，曾某生等人多次通過虛假的出入境事由騙取出入境證件往返國內與菲律賓，破壞國(邊)境管理秩序。經查證，僅2018年至2020年，該賭博犯罪集團非法獲利就達人民幣30余億元，參賭人員涉及我國20多個省市。

　　張家港市人民法院一審認為，被告人曾某生等27人伙同他人共同開設賭場，情節嚴重;違反國(邊)境管理法規，偷越國(邊)境，情節嚴重，構成開設賭場罪、偷越國(邊)境罪，依法應當數罪并罰。被告人張某宇等31人伙同他人共同開設賭場，情節嚴重，構成開設賭場罪。被告人陳某浩等人明知是犯罪所得而予以掩飾、隱瞞，情節嚴重，構成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罪。張家港市人民法院分別于2024年6月至11月對該跨境賭博犯罪系列案件作出一審刑事判決，判處被告人曾某生等60人七年二個月至十個月不等的有期徒刑，并處罰金;對全額退出違法所得的38名從犯依法適用緩刑;對扣押在案價值人民幣4億余元的贓款贓物予以沒收，并繼續追繳尚未退出的違法所得。一審宣判后，被告人李某欽等人不服，提出上訴。蘇州市中級人民法院作出刑事裁定，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典型意義：本案系公安部掛牌督辦案件。本案中，雙龍網絡賭博犯罪集團長期盤踞菲律賓，實行公司化運營，面向我國公民招賭吸賭，參與犯罪人員多，犯罪持續時間長，涉案數額特別巨大，社會危害十分嚴重。人民法院嚴格依法辦案，全面查明犯罪事實及各被告人的地位作用，貫徹寬嚴相濟刑事政策，對犯罪集團的骨干成員依法從嚴懲處，對犯罪集團其他成員和協助轉移贓款的人員依法判處相應刑罰，實現對跨境賭博及關聯犯罪的全鏈條打擊，堅決維護我國經濟安全、社會穩定和國家形象。

　　案例2：以炒股交流為幌子實施跨境詐騙，35人被判刑

　　2018年11月至2019年9月期間，趙某(另案處理)在柬埔寨金邊成立電信網絡詐騙犯罪集團，組織招募被告人劉某梅、賴某英、黃某、李某梅等人實施電信網絡詐騙活動。其中，被告人劉某梅擔任總監，負責犯罪集團的經營管理;被告人賴某英、黃某、李某梅等人擔任組長，負責管理、培訓組員;被告人韋某浩等30人在犯罪過程中分別扮演老師、助理、水軍、客服等角色，具體實施詐騙行為。該犯罪集團以炒股交流、名師指點為幌子，尋找受害人群體并建立聯系，利用網絡社交工具建群發布股票、期貨等投資理財信息，通過“薦股”、直播授課等方式騙得被害人信任，并將被害人引流至虛假投資平臺，通過老師號、助理號、水軍號等微信號相互配合，對我國公民實施跨境電信網絡詐騙活動，詐騙金額高達人民幣7200余萬元。

　　連云港市連云區人民法院一審認為，被告人劉某梅等35人構成詐騙罪，其中劉某梅等30人詐騙數額特別巨大;被告人韋某浩等5人參加境外詐騙犯罪集團，一年內出境赴境外詐騙犯罪窩點累計時間超過30日，屬于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條規定的具有“其他嚴重情節”。連云港市連云區人民法院于2024年5月16日作出(2022)蘇0703刑初176號刑事判決，以詐騙罪判處被告人劉某梅等35人十三年六個月至三年不等的有期徒刑，并處罰金。一審宣判后，被告人劉某梅等人不服，提出上訴。連云港市中級人民法院于2024年8月6日作出(2024)蘇07刑終203號刑事裁定，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典型意義：近年來，境外電信網絡詐騙犯罪頻發，犯罪規模化、集團化趨勢明顯，詐騙手段種類繁多、迭代升級，嚴重侵害人民群眾財產權益，影響社會和諧穩定。本案中，涉案犯罪集團組織招募大量人員，前往境外詐騙窩點實施犯罪，假借炒股投資名義大肆詐騙我國公民財產，社會危害性極大。人民法院貫徹依法嚴懲方針，根據本案犯罪事實、性質、情節和社會危害程度，對犯罪分子特別是犯罪集團中的重要成員依法從嚴懲處，堅決維護人民群眾財產安全，對跨境電信網絡詐騙犯罪形成有力震懾。

　　案例3：學生在校出事，學校未必都要擔責

　　徐某某系某小學六年級學生。2024年1月3日下午，徐某某跟隨老師、同學一起放學下樓，在行至樓梯間平臺時，徐某某摔倒，牙齒磕碰到平臺墻面受傷，帶隊老師隨即聯系家長并陪同送醫。經診斷，徐某某一顆門牙折斷、唇挫傷擦傷。徐某某的監護人認為學校在放學過程中未安排人員在教室至校門路段負責秩序，對學生人身安全監管不力，應當對徐某某的人身損害承擔責任，遂訴至法院請求判令學校賠償醫療費、營養費、精神損害撫慰金等合計8萬元。

　　法院在審理過程中查明，某學校及徐某某所在班級常態化開展安全警示教育，多次向學生強調“不在樓梯上打鬧，按序行走”等內容。事發地點樓梯上下行采用清晰的黃黑分界線進行分隔，多處臺階及墻面張貼有“小心臺階”“不爭不搶不打鬧”等提示。同時，經法院運用vr3d立體成像技術對事發現場進行還原，顯示徐某某摔倒并非樓梯等設施場所存在缺陷導致。

　　無錫市新吳區人民法院一審認為，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第一千二百條規定，限制民事行為能力人在學校或者其他教育機構學習、生活期間受到人身損害，學校或者其他教育機構未盡到教育、管理職責的，應當承擔侵權責任。本案中，根據現場勘驗結果及在案證據，徐某某摔倒受傷并非學校過錯所致。學校已在樓梯、墻面等多處張貼了醒目的安全提示標識，并多次對學生進行安全教育，徐某某受傷后，學校及時通知家長、陪同就醫、配合調查，盡到了教育、管理職責。無錫市新吳區人民法院于2024年4月16日作出(2024)蘇0214民初1668號民事判決，駁回徐某某的訴訟請求。一審宣判后，雙方當事人均表示服判，未提起上訴，一審判決已發生法律效力。

　　典型意義：在近年來一些“學生受傷、學校擔責”事件中，學校的責任被不當加重，致使部分學校為防止事故發生，甚至不愿組織戶外活動，不敢放孩子自由玩耍，阻礙了青少年身心健康發展。如何給學校和學生“松綁”，讓學校有序開展教育教學活動，促進學生健康快樂成長成為全社會關注的熱點話題。本案中，人民法院充分發揮司法裁判的規范指引作用，糾正“學生出事學校必擔責”的認知偏見，依法判決已盡到安全保障、教育管理職責的學校不承擔責任，厘清學校安全管理的責任邊界，釋放“盡職不擔責”的信號，促進保護未成年人合法權益和維護學校正常教學管理相統一，對引導家庭、學校、社會樹立協同守護理念具有重要意義。

　　案例4：某生態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破產重整案

　　某生態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某生態公司)成立于2003年，2016年在滬市主板上市，是全省首家、全國第二家以園林綠化工程設計施工為主業的上市公司。2021年以來，受外部市場環境等因素影響，該公司參與的大量項目壓縮投資，舊項目結算緩慢，業績持續下滑，資金回籠未達預期，資金鏈斷裂引發嚴重債務危機。2022年5月12日，經債權人申請，鎮江市中級人民法院決定對該公司啟動預重整。預重整階段，共有400余家債權人向臨時管理人申報債權，確認債權總額10.84億元。同時，某生態公司尚有3.29億元存量未兌付可轉債、9000余萬元非經營性資金占用等遺留問題未處理，如不能妥善解決，將面臨退市風險，影響上萬名中小股東合法權益。

　　鎮江市中級人民法院審查認為，某生態公司負債規模較大，資產流動性嚴重不足，符合不能清償到期債務且明顯缺乏清償能力的破產條件，但若對其進行破產清算，不僅會造成公司退市，還會影響中小投資者、可轉債持有人、債權人等群體權益。該公司在生態景觀工程施工和景觀設計等領域具備一定核心競爭力，若能引入投資人對企業進行重整，既有利于保障債權人清償利益，也有利于企業恢復盈利，提高上市公司發展質量。預重整期間，法院指導臨時管理人妥善解決可轉債、資金占用等歷史遺留問題，公開招募重整投資人并制定重整方案，引入5億余元資金解決現金流枯竭問題，充分保障債權人和中小股東合法權益。2024年9月9日，法院依法裁定某生態公司正式進入重整程序。12月30日，重整計劃執行完畢。重整后的某生態公司股價大幅上漲，目前總市值已超過百億。

　　典型意義：本案系預重整階段通過實施“自發轉股+提前贖回”方式全面處置可轉債問題的上市公司重整案件。上市公司是資本市場的重要組成部分，上市公司破產重整不僅關乎企業生存與發展，也與中小投資者、債權人、企業職工權益保護，屬地經濟穩定發展，資本市場穩定等息息相關。本案處理過程中，人民法院積極爭取屬地黨委政府支持，創新破產審判工作機制，協同化解民營上市公司退市風險，使案涉企業順利走出困境、煥發新生，有效保障了數萬名中小投資者、可轉債持有人和債權人的合法權益，數百名員工得以穩崗就業，實現上市公司轉型升級、維護資本市場穩定、防范化解重大風險等多贏效果，為優化營商環境提供了有力司法保障。

　　案例5：江某電子(香港)有限公司、深圳市江某電子股份有限公司訴深圳星某半導體科技有限公司侵害發明專利權糾紛案

　　江某電子(香港)有限公司(以下簡稱香港江某公司)、深圳市江某電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深圳江某公司)及深圳星某半導體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星某公司)均是我國半導體存儲領域集研發、制造和銷售為一體的高新技術企業。香港江某公司系專利號為200480018*.*、200680051*.*發明專利的權利人，授權關聯企業深圳江某公司實施案涉專利，該兩項專利涉及存儲器接口技術，是生產主流存儲卡的標準必要專利，被廣泛應用于智能手機、平板電腦等設備。香港江某公司和深圳江某公司認為，星某公司在其產品中實施了案涉專利，卻拒絕按照公平、合理、無歧視的原則進行許可談判，遂起訴至法院，請求判令星某公司停止侵權并賠償經濟損失及維權合理費用。

　　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審查認為，本案并非傳統的專利侵權案件，案涉專利屬于標準必要專利，原則上專利權人無權禁止他人實施標準必要專利，但實施人應向專利權人支付合理的許可使用費。考慮到專利權人的主要訴求是要求星某公司支付實施案涉專利的許可使用費，而星某公司亦有實施專利技術的現實需要，法院多次組織庭前會議，幫助雙方就案涉基礎技術事實達成一致，并積極推動雙方秉持公平、合理、無歧視原則進行磋商，促成雙方就包括案涉專利在內的171件半導體存儲專利達成一攬子許可實施方案。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于2024年8月26日作出(2023)蘇01民初3912、3913號民事調解書，雙方當事人主動履行了調解義務。

　　典型意義：發展新質生產力是推動高質量發展的內在要求和重要著力點。半導體產業是數字經濟發展的硬件基礎，是國家戰略性新興產業。本案中，人民法院充分發揮知識產權審判激勵科技創新、推動成果轉化的作用，依法主動開展調解工作，不僅成功化解案涉糾紛，還在征得雙方同意的基礎上，將雙方在本案中未爭議的專利許可使用費一并納入調解內容，最終促成我國企業間首次就主流存儲卡標準必要專利達成許可協議，幫助國內半導體企業“化干戈為玉帛”，一攬子高效實質化解糾紛。本案的妥善處理促進了關鍵技術的市場化，推動新質生產要素在更大范圍內暢通流動，實現了法律保護與產業發展的良性互動，為加快推進我國半導體存儲行業技術創新、行業發展提供了有力司法保障，彰顯了人民法院護航新質生產力發展的態度和決心。

　　案例6：投資者訴徐某、徐某江、某上市公司操縱證券交易市場責任糾紛案

　　2014年10月至12月，時任某上市公司董事長徐某江欲減持其控股的某集團、某酒店持有的某上市公司股票，與徐某多次合謀，商定由徐某負責二級市場股價并接盤徐某江通過大宗交易減持的股票，徐某江將某上市公司部分股權轉讓給徐某，控制某上市公司發布股權轉讓、“高送轉”等信息，共同拉升股價實現高位減持套現，超出減持底價部分五五分成。后徐某、徐某江按照合謀實施了操縱某上市公司股票交易價格和交易量的行為。

　　案涉操縱期間，某上市公司股票交易價格和交易量異常變化，明顯偏離正常市場行情，上述操縱證券交易市場行為給某上市公司投資者造成損失。刑事生效判決認定徐某、徐某江犯操縱證券市場罪。此后，投資者提起民事賠償訴訟。

　　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一審認為，徐某、徐某江互相配合操縱某上市公司股價，共同實施了操縱證券交易市場的行為，應對投資者的損失共同承擔賠償責任。某上市公司受徐某江控制、指使，發布利好消息，造成投資者損失，對案涉操縱證券交易市場行為的發生具有過錯。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于2024年8月30日作出(2021)蘇01民初2281號民事判決，判令徐某、徐某江賠償投資者損失，某上市公司承擔連帶賠償責任，某上市公司向投資者實際承擔責任后有權向徐某、徐某江追償。

　　一審宣判后，徐某江、某上市公司不服，提起上訴。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經審理認為，一審判決對于徐某、徐某江的責任認定正確，某上市公司的行為客觀上為徐某、徐某江操縱證券交易市場提供幫助，應向投資者承擔連帶賠償責任。即便某上市公司系被實際控制人控制、驅動實施不當信息披露行為，因其自身治理失范，內控機制失靈，對由此造成的投資者損失，仍應承擔相應賠償責任。但前述責任主體相互之間能否追償問題不屬于本案審理范圍，一審法院就此作出裁判不當。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于2024年12月26日作出(2024)蘇民終1446號民事判決，判令徐某、徐某江、某上市公司連帶向投資者承擔賠償損失責任。

　　典型意義：本案系依法判令上市公司承擔操縱證券交易市場民事賠償責任的案件。近年來，利用持股、資金、信息、技術優勢多方合謀操縱證券交易市場的案件時有發生，嚴重侵害投資者合法權益，擾亂資本市場秩序。人民法院充分發揮審判職能，用好用足民事賠償制度，加大全方位立體化追責力度，依法保護投資者特別是中小投資者合法權益。本案中，某上市公司內控機制失靈，徐某與徐某江通過控制公司發布公告的時間節點、內容實現操縱，某上市公司的信息發布行為客觀上為徐某、徐某江操縱證券交易市場提供幫助，人民法院依法判決徐某、徐某江、某上市公司連帶向投資者承擔賠償損失責任，彰顯了司法裁判的警示震懾作用，有力保護了投資者特別是中小投資者的合法權益，引導上市公司提升治理水平，推動資本市場高質量發展。

　　案例7：北京某環境保護中心訴南京某生化公司生態環境保護民事公益訴訟案

　　南京某生化公司成立于2002年，具有生產農藥百草枯的資質許可，所生產的百草枯在國內市場具有較高占有率。因百草枯對人體毒性極高，2016年7月1日起，國家先后禁止百草枯水劑、可溶膠劑等產品在境內銷售、使用。此后，該生化公司雖然不再銷售百草枯，但并未對此前已售出的百草枯實施召回，仍有該公司生產的百草枯流通于國內市場，存在較高環境污染和公共安全風險。基于上述事實，2023年2月，北京某環境保護中心向法院提起生態環境保護民事公益訴訟，請求判令南京某生化公司回收其生產并在國內銷售的百草枯。

　　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一審認為，農藥管理條例第四十二條規定，農藥生產企業發現其生產的農藥對農業、林業、人畜安全、農產品質量安全、生態環境等有嚴重危害或者較大風險的，應當立即停止生產，通知有關經營者和使用者，向所在地農業主管部門報告，主動召回產品，并記錄通知和召回情況。南京某生化公司在國家禁售百草枯后，僅停止銷售百草枯并不能真正有效防范風險，應對其此前生產并在國內銷售的百草枯實施召回，以徹底有效防止生態環境風險的積聚擴散，確保生態環境安全。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于2024年2月1日作出(2023)蘇01民初425號民事判決，判令南京某生化公司于判決生效之日起六個月內對此前生產并在國內市場銷售的百草枯實施召回。一審判決后，南京某生化公司提起上訴，后因未交納二審案件受理費，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裁定按其自動撤回上訴處理，一審判決已發生法律效力。

　　判決生效后，法院積極協調當地生態環境局、農業農村局等相關部門，同步組建聯合工作組，指導企業制定召回、處置方案，并對召回、處置過程的規范性和有效性進行認證，經確認，所召回的百草枯農藥已全部安全處置。

　　典型意義：本案系全國首例涉農藥召回的民事公益訴訟案件。農藥的安全使用對于保障農產品質量安全、保護生態環境、維護公眾生命健康權益至關重要。國家歷來高度重視農藥監管工作，專門建立了農藥召回制度以預防潛在的農藥使用安全風險。百草枯具有極高毒性，國家雖禁止了百草枯的銷售、使用，但禁售前流通于市場或留存于農戶手中的百草枯依然對生態環境、生命安全構成風險。本案中，人民法院深入踐行綠色發展理念，全面考量案涉農藥的環境污染、公共安全風險和企業行為違規性，結合生產者所應承擔的風險防范法律責任，創新消除危險民事侵權責任的承擔方式，判令被告企業對此前銷售的百草枯實施召回。同時，人民法院在執行過程中加強與行政機關的協同配合，共同監督指導案涉企業全面規范履行民事責任，做好農藥召回的“后半篇文章”。

　　案例8：李某訴某區房產服務中心履行修復下水道職責及行政賠償訴訟案

　　李某是某小區一樓居民。2021年該小區進行舊小區改造，暑期大雨，李某房屋進水，且前院后院積水嚴重。2022年7月大雨，李某房屋再次進水，屋內漏電跳閘，生活物品被水浸泡受損。李某主張，舊小區改造施工結束后，排水時有不暢，因前院路面呈東高西低的坡狀，而李某房屋位于地勢最低的西頭，房屋進水嚴重。李某多次找某區房產服務中心請求修復下水道并協商財產損失賠償事宜未果，后提起行政訴訟，請求法院判令區房產服務中心修復下水道并賠償其損失兩萬余元。

　　徐州鐵路運輸法院審查認為，李某反映的問題不僅涉及其個人的合法權益，還關涉到小區居民的整體利益，應當引起重視。法院及時與行政爭議協同化解工作站和屬地司法局聯系，會同有關部門到現場查看發現，李某房屋仍有積水痕跡，存在相應損失。后法院聯合屬地司法局、基層組織及有關單位開展糾紛化解工作，某區房產服務中心同意解決李某訴求并賠償損失，李某遂申請撤回起訴。徐州鐵路運輸法院于2024年2月18日作出(2024)蘇8601行賠初1號行政裁定，準許李某撤回起訴。案件審結后，法院并未就此止步，還積極協調推動屬地政府牽頭多個部門為該小區鋪設了排水量更大的下水管網，小區排水不暢問題得以徹底解決。

　　典型意義：小案件關系大民生，本案是人民法院踐行“如我在訴”理念、辦好民生案件的典型范例。在辦案過程中，人民法院堅持把百姓的難事當作自己的家事，切實做到想百姓之所想、急百姓之所急。為更好化解糾紛，人民法院依托屬地行政爭議調處平臺，找準案件癥結，加強釋明引導，聯動多方力量，深入現場辦案，推動矛盾糾紛妥善化解。同時，針對下水管道排水不暢這一矛盾糾紛產生原因，積極做好源頭化解工作，協調推動屬地政府牽頭對小區下水管網重新進行設計、鋪設，加大下水管網排量，打通了實質解紛的“最后一公里”，用心用情解決好人民群眾的急難愁盼問題，增強了人民群眾的司法獲得感。

　　案例9：鹽城射陽港千噸級碼頭清退海事執行案

　　2016年12月，鹽城港某公司與某建材公司簽訂租賃合同，約定將位于射陽港區某千噸級碼頭租賃給某建材公司使用。租賃合同到期后，某建材公司未依約遷離并歸還碼頭，導致射陽港區50億元新能源海工裝備項目推進受阻，鹽城港某公司遂訴至南京海事法院。南京海事法院一審判令某建材公司遷離并將碼頭交付鹽城港某公司，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二審予以維持。2024年4月，因某建材公司未履行生效判決義務，鹽城港某公司向南京海事法院申請強制執行。南京海事法院經現場調查發現，案涉碼頭現場滯留物品多，且涉及龍門吊等大型陳舊設備，拆除專業性要求高、安全風險大。

　　案件執行過程中，南京海事法院會同碼頭所在地鹽城市中級人民法院、射陽縣人民法院開展協同執行，積極爭取當地政府支持，推動射陽港經開區管委會自愿申請作為代履行人，為安全順利交付碼頭奠定良好基礎。海地三家法院周密部署、通力協作，在多次實地勘查、咨詢論證的基礎上，調度30余名干警前后兩期歷時4天進行現場監督執行，安全、高效、穩妥完成執行任務，最大程度降低被拆除財產價值減損，最終成功交付千噸級碼頭，助力后續50億元新能源海工裝備項目順利推進。

　　典型意義：江蘇擁江臨海，優越的地理位置和先進制造業基礎為海洋工程裝備產業發展提供了有利條件。本案中，被執行人不及時清理騰空千噸級荒廢碼頭，直接影響了后續新能源海洋工程裝備項目的建設進展，事關國有資產保值增值、地方經濟轉型升級和綠色低碳發展示范區目標建設。南京海事法院、鹽城兩級法院積極貫徹落實善意文明執行理念，在海港碼頭拆除重型設備鮮有先例可循的情況下，積極爭取當地政府支持，整合海地法院優勢執行資源，激發交叉執行效能，規范有序高效執結案件，打通了地方50億元重大海工項目建設堵點，保障項目順利落地，有力服務保障江蘇海洋新質生產力發展和“水運江蘇”建設。

　　案例10：江蘇某釀酒廠系列執行案

　　江蘇某釀酒廠成立于1991年，是我省知名釀酒企業。近十年間，該企業因與省內另一知名酒企產生知識產權糾紛，執行案件遍布省內六市九家法院，執行標的總金額超過5000萬元。該釀酒廠被多家法院限高納失，企業經營受阻，數百名員工面臨失業。執行法院實地走訪發現，該釀酒廠具有良好的基礎設備、釀造工藝和基酒儲備，對當地釀酒產業發展具有帶動示范效應，名下品牌有一定知名度，產品銷售遍布多個省份且有一定市場份額。為進一步整合全省執行資源，一攬子解決糾紛，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將涉該釀酒廠的案件集中至宿遷市中級人民法院交叉執行，同時指令該院對轄區基層法院受理的相關案件一并提級執行。

　　交叉執行后，宿遷市中級人民法院、泗洪縣人民法院充分發揮屬地優勢，主動聯合當地縣、鄉兩級政府共同開展助企解紛工作，促成該釀酒廠與金融機構、擔保公司就4000余萬元債務達成長期和解履行方案，一攬子化解了該釀酒廠系列執行案件20件及在訴、未訴糾紛200余件。截至2024年12月，執行到位總標的額達1200余萬元，化解10萬元以下小標的案件和糾紛142件，其余案件和糾紛正按和解協議繼續履行。

　　典型意義：本案系人民法院通過開展交叉執行解決執行難的典型案例。針對被執行企業在省內多地多家法院有系列執行案件情況，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將關聯案件集中交叉至一家法院執行。執行法院充分發揮屬地優勢，多方協調聯動，積極爭取黨委政府支持，最終一攬子化解所有糾紛，實現維護申請執行人合法權益與助力被執行企業脫困重生雙贏。同時，執行法院通過分析案件成因和釀酒產業特點，助推當地白酒行業協會出臺《酒類商業標識預審工作規程(試行)》，合理界定各酒企之間商業標識的權利邊界，預防和減少酒類知識產權糾紛，實現已病未病共治，推動釀酒行業健康發展，展現了人民法院優化法治化營商環境的擔當與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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